最高法院在前陣子首度對以GPS定位辦案的違法性表態,一直以來都有坊間偷裝GPS在他人車底,取得他人定位追蹤資訊的案例,究竟偷裝GPS取得他人定位是否合法?合法性對檢方偵查會有什麼影響?一起來看看最高法院怎麼說!

 

發生什麼事?

三年前,海巡署士官長王育洋為了查緝私菸,把以別人名義申辦的預付卡門號SIM卡裝到跟別人借來的GPS衛星定位追蹤器中,並且把GPS衛星定位追蹤器裝在陳姓男子使用的公司貨車下方底盤。透過持續撥打電話給該預付卡門號並設定定時回傳定位功能,就能把貨車所在位置的經緯度、地址、停留時間等數據傳送到GPS衛星定位查詢平台,王育洋再登入平台利用這些電磁紀錄竊錄一切貨車的行蹤資訊,也藉此了解陳姓男子的一切非公開活動。

 

訴訟經過

接著便發生了很長的故事,在追蹤了七天之後的某一天,王育洋趁機要把追蹤器拆下來的時候,被陳姓男子發現,於是當場報警。不過檢察官起初覺得陳姓男子本來就有很多次走私前科,王育洋是基於辦案的合理懷疑才發動調查,屬於正當職權行使,也不是故意不回報上級,只是因為調查還沒有收穫就被發現了,因此不起訴,陳姓男子不服聲請交付審判,一審法院認定王育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依妨害秘密罪判拘役40天,得易科罰金4萬元。二審法院認為王育洋辯稱用GPS彌補辦案人力不足的說法不具法律正當性,而且他是在執行公務員職務的時候犯罪,依法須加重刑責,改判拘役50天,得易科罰金5萬元,緩刑兩年。

 

檢察官上訴第三審理由是什麼?

妨害秘密罪原本應該在第二審就定讞,不過本案因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時犯罪而家中罪責,檢察官可以為被告利益再上訴。

檢察官認為陳姓男子在外開車,行蹤屬公眾可共見,客觀上無法以適當設備或利用相當環境確保自己的隱密性,不具合理隱私期待,因此不屬於非公開活動;而且就算不用GPS,還是可以透過傳統的跟監追蹤方式取得陳姓男子行蹤,因此陳姓男子在外開車的行蹤不屬於非公開活動。而且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的立法目的是在禁止他人以光學設備捕捉聲音、影像,侵害個人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活動,GPS追蹤器充其量只收集了定位、動靜行止,與立法目的設計之情境不同;另外被告有司法警察身份,其安裝GPS屬於偵查行為,並非「無故」,不該當妨害秘密罪的要件。

 

最高法院怎麼說?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點我看判決筆記)

最高法院認為隱私的認定並非以個人所出空間的公共性所決定,即使在公共場域中,仍應該享有私領域不受科技設備非法掌握行蹤活動的合理隱私期待。而駕駛車輛在公共道路上行駛,外觀上來看似屬公開活動,不過車輛必須透過駕駛人的操作才得以移動,且若掌握車輛移動的信息,就能掌握車輛使用者的所在與移動狀況,因此應將車輛的移動狀況評價等同使用人的移動信息,屬於「非公開活動」。

而GPS可以全天候精確掌握他人速度、移動方向、停留時間等細微資訊,追蹤範圍不受時空限制,即使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依舊能獲取被追蹤人的位置資訊,不會有跟丟的可能,而追蹤人也能將這些長期蒐集的大量資料進行分析比對,因而得到車輛使用人的日常作息與行為模式,對車輛使用人的隱私權有重大侵害,綜合比較GPS與傳統跟監方式的差異,可了解兩者本質上仍有差異,不如檢察官所說即使不用GPS也能以傳統跟監方式取得他人行蹤資訊。如此侵害他人隱私權之手段屬「強制偵查」,依強制處分法定原則,強制偵查必須以法有明文才得為之,而以GPS追蹤行蹤之手段並未明文,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不得作為被告安裝GPS追蹤器偵查之依據,且被告事前亦未立案調查或報請長官書面同意,已滿足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的「無故」要件。因此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上訴,全案以被告有罪定讞。

 

筆者想想

在科技進步的時代下,犯罪手段更加高明,偵查方或許也需要更新的工具才得以有效的偵查犯罪,而GPS就算是較新型的偵查手段,不屬於現在刑事訴訟法或特別法中規定容許的強制處分,故原則上不得為之。最高法院雖然與美國、日本同樣採取認定使用GPS追蹤器為強制偵查手段,不過美國、日本以立法明文規定檢方事先向法院聲請令狀便能為之,因此最高法院同時也在判決中表示,期待立法機關能夠儘速就有關GPS追蹤器的使用要件、事後救濟措施明文規劃,使偵查機關能夠在科技進步的時代下也使用進步的工具偵查犯罪。

photo credit:Niels de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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