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經理人之認定、表見代理、默示選任經理人、實質經理人

 經理人之認定

經理人之認定究竟應採實質認定或形式認定,這個爭議一直困擾實務許久,「實質認定說」認為現行公司法已刪除總經理等法定職稱,實寓有破除從經理人法定職稱做形式認定的弊病[1],故經理人之認定宜以實質方式認定為妥,其理由主要在於:首先,經理人之登記僅為對抗要件,縱未登記仍無礙經理人之地位,故登記與否並無礙於經理人之認定;其次,因交易相對人無從查悉經理人是否已依法選任,為保障交易安全,不應以形式方式認定經理人。「形式認定說」則指經理人應以「董事會決議通過」或「登記」等形式要件做為判斷標準,方能符合法安定性之要求[2],惟有學者進一步認為登記僅為對抗要件,登記與否並無礙於經理人地位之成立,故股份有限公司若欲選任經理人僅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已足[3]

 

綜合上揭學說之看法可知,雖然經理人之認定標準學理上仍有爭議,但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如何認定經理人將會直接影響到公司外部及內部之權利義務關係:即公司與外部交易相對人之外部關係(交易安全之保障);及公司與經理人之內部關係(包含經理人之權利、義務、責任)[4]。公司與交易相對人之外部關係,舉例而言,若非屬公司法上之經理人,卻以公司經理人名義與善意相對人為交易,此時除考量公司權益保障之同時,更應考慮交易安全,採取實質認定固然不失為一種方法,但縱使採取形式認定,亦可藉由表見代理兼顧交易安全,因此採取形式認定說與實質認定說所產生之影響,主要在於經理人與公司之內部關係[5]

 

 

 

經理人與公司之內部關係

經理人為公司業務執行之輔助機關,於職務範圍內亦屬公司之負責人,一旦被認定為公司之經理人,按章程及契約之約定,對外有代表公司為法律行為之權限,對內則應按公司法之規定享受權利負擔義務。若單純就公司與經理人之內部關係加以觀察,經理人一方面可對公司主張報酬(甚或酬勞),另一方面卻也應對公司善盡受託人義務,若有違反亦應負責任。以下分別從經理人之「權利」及「義務與責任」此兩大面向加以探討:

 經理人之認定與經理人報酬之決定
晚近實務見解

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依修正前公司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須有董事過半數同意定之,此項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方式,公司法固未有明文,惟董事須組成董事會,董事會為法定必備之集體業務執行機關,亦為全體董事組成之會議體,故董事議決任何公司法上規定之公司業務事項,必係在董事會中,依法定程序由董事長召集,於開會前載明召集事由通知董事,於開會時就其議事作成議事錄,始符法律規定,苟未經此項程序作成董事會之意思決定,即不能認係依公司法之程序而為,此觀修正前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條至二百零七條規定自明。準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過半數同意委任經理人並給付薪資以執行公司業務者,當然應循此相同程序為之,方屬合法有效。

 

上訴人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逐年編列之內部控制聲明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資訊對外公告或申報、公開說明書摘要、董事會議事錄、董事會簽到簿,其上均記載總經理為被上訴人,並經被上訴人簽名或蓋章,九十六年度年報之「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項下,亦載明被上訴人係上訴人之總經理,任日期為八十五年九月二十日,而前揭內部控制說明書、年報均經上訴人董事會決議通過,足見上訴人董事會已實質上決議通過認可聘任被上訴人為總經理,兩造間發生公司法上經理人之委任關係

 判決評析

上述兩則判決均涉及經理人之認定,針對經理人之選任程序是否應經董事會作成「選任決議」,抑或得以決議通過其他表冊文件等「默示選任」之方式,而實質上決議通過聘任經理人。學理上有將此二則判決分別稱為「形式說」與「實質說」[6]。本文認為,判決一係以嚴守公司法第29條之法定程式,應由董事會作成選任決議方屬合法有效,而判決二則寬認公司法第29條之選任程序,得以通過內控說明書等表冊之方式,實質認定董事會已做成選任決議。上述二則判決固然分別從「形式」與「實質」角度解釋公司法第29條之選任決議,但此與學理上針對經理人之認定標準中有關「形式認定說」與「實質認定說」所討論之標的截然不同,傳統爭議所討論者係究竟要以董事會或登記等形式外觀加以認定經理人,或者應從實質上是否具有經理人之職權來加以認定。換言之,上述兩則判決針對是否應嚴守公司法第29條之法定程序雖看法不一,但相同的是兩則判決均認為經理人應經董事會選任,因此實際上兩者均採「形式認定說」未免名詞上混淆,或許將判決一稱為「嚴守(形式認定)公司法第29條之選任程序」,判決二則稱為「寬認(實質認定)公司法第29條之選任程序」較不易發生誤解。

 

綜上所述,目前實務見解似乎傾向採取「形式認定說」之看法,形式認定說之優點在於法安定性,及作為區別民法及公司法經理人之嚴謹形式要求,惟上述判決二寬認公司法第29條選任程序之看法似乎無法達成法安定性之要求,而淪於不倫不類,卻又是現行法制及企業運作現狀下不得不的選擇。有學者指出我國企業經營者長期忽視法律規範,若不寬認公司法第29條之選任程序,將導致經理人之關係普遍不存在[7],正本清源之方式應設計如「董事失格」之制度,敦促董事會遵守公司法之規定[8],甚或將經理人之選任改為登記生效要件,將可節省更多成本[9]。惟於相關法規範修正前,似乎也只能姑且以判決二之解釋方法認定經理人,並處理有關經理人之報酬問題。

 

經理人之認定及其義務與責任

此外,判決二寬認公司法第29條選任程序之看法,某種程度上也解決了無法追究經理人受託人義務之問題。按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若有違反則有歸入權或損害賠償責任;次按公司法第8條第2項,公司之經理人於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因此經理人固應善盡受託人義務,惟此經理人之範圍僅限於公司法定義下之形式經理人,而不包含實質經理人,蓋因公司法第8條第3項僅規範實質董事,而未納入其他實質負責人之概念。換言之,判決二於公司法第29條之文義射程範圍內,某種程度上最大化的建立受任人與公司間之經理人關係,而緩和目前實質負責人概念過於狹隘導致無法追究實質經理人責任之弊端。

 

 

未來修法方向(代結論)

經理人應如何認定並非對與錯之問題,而係立法選擇,究竟要尊重董事會之經理人選任權限、追求法安定性,而以一定之法定程式加以認定?抑或應實質認定而最大化的使公司與受託人間發生經理人關係,使經理人之受託人義務及責任追究得以被貫徹?這部分或許吾人能將經理人與董事加以對比,學理上大多認為僅有股東會依法選任之董事才屬於公司法定義下之董事,方能享受董事之權利,並應盡受託人義務,惟縱非形式上之董事,若符合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實質董事要件,則例外地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行政罰之責任。反觀經理人並未被納入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範疇,若採形式認定將導致實質經理人之責任無法被追究,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10],惟若採實質認定則會導致效果凌駕於實質董事(實質董事只有責任與董事同),使得非經董事會選任之人亦可主張與公司發生經理人關係,而可享受經理人權利,是否流於浮濫[11]亦非無疑。為今之計,或許僅有設計能夠敦促董事會遵守公司法規定(如課以行政罰[12]、董事失格、董事監督義務等)制度,甚或強化公司遵守公司法法定程式之誘因(如將經理人之選任改為登記生效要件),方能兼顧法安定性及公司治理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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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因為某種機緣進入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的世界,越是接觸就越感趣味。未來希望能透過實務及學說的整理與歸納,帶領更多人站上商法巨人的肩膀,跟著學者們的腳步,一步一步地讓台灣企業及資本市場更加蓬勃發展,讓台灣走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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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志誠,公司法:第三講 公司負責人之概念與地位,月旦法學教室,第24期,2004年10月,頁89。

[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頁219,自版,2015年修訂11版。

[3] 洪秀芬,公司經理人之認定標準,月旦法學教室,第109期,2011年11月,頁23。

[4] 戴銘昇,公司經理人認定之爭議:無心插柳!通過財報卻選出總經理?臺灣法學雜誌,第253期,2014年08月,頁200。

[5] 曾宛如,董事會與經理人是否真為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及業務執行之輔助機關?月旦法學雜誌,第199期,2011年12月,頁173。

[6] 曾宛如,前揭註5,頁169-174。

[7] 曾宛如,前揭註5,頁169-174。。

[8] 曾宛如,前揭註5,頁173。

[9] 曾宛如,前揭註5,頁182。

[10] 王志誠,前揭註1,頁89。

[11] 林國全,公司經理人之概念,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8期,2003年7月,頁135。

[12] 戴銘昇,前揭註4,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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