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最高法院作出了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27號民事判決表示新見解,媒體報導說明醫療糾紛須由「醫師自己舉證其行為無過失」(點我看新聞連結),判決出來後旋即引發社會各界議論紛紛。究竟法院在哪部分的認定採用了新見解,而這又真的是首次創設醫療糾紛舉證責任轉換的判決嗎?是否一概如媒體所說,讓今天的法庭踹共跟你說~

舉證責任的轉換是否為此判決首創?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在主張有利於己的事實時,應負舉證責任,也就是常聽到的「原告應負舉證責任」。如此規定套用在一般典型民事案件(如簡單的消費借貸、買賣)似乎無不合理處,但若將此概括性規定套用於公害、商品製造人責任、醫療糾紛等訴訟型態,會產生不公平的結果,因為此種案件類型往往存在當事人間地位不平等、證據偏在、蒐證困難、因果關係證明困難等因素,導致原告因無法有效舉證而無從獲得救濟,「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此話貼切的形容原告所受之不利益。

為了衡平此種顯失公平的情狀,法院通常運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減輕原告舉證責任或將舉證責任轉換至被告。就醫療糾紛來說,醫療行為具備相當專業性,醫病間在專業知識與證據的掌握也不對等,因此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給予原告病人方舉證上的優惠,但並不代表原告完全毋須舉證,原告仍需證明醫療行為存有診斷或治療錯誤的瑕疵(即有過失),使法院的心證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便已盡舉證責任,而後續瑕疵行為與損害結果間是否存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轉換由被告醫方舉證。因此舉證責任轉換的見解不但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支持,也並非如媒體所說的首創見解,早有法院判決採此(參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14號民事判決)。

 

此判決究竟創造了什麼新見解?

此判決真正創造的新見解在於「放寬啟動舉證責任轉換的條件」,按照前面論述,只要原告病方證明醫方有過失,即發生舉證責任轉換的效果。從前法院多以醫師是否符合「醫療常規」作為有無過失之認定,而所謂醫療常規為醫療專業人員就該醫療情形下所應遵循並作為之醫療行為規則(參台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醫上更(一)字第1號民事判決);而此判決採取日本實務主流見解,以「醫療水準」作為認定醫療過失的依據,法院認為醫療常規僅是醫療處置一般最低標準,而醫生為具專門職業技能者,執行醫療行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本於其醫學知識,審酌病人病情、醫療風險、避免損害發生之成本……等綜合判斷為適當醫療,不能僅以醫療常規作為注意義務的圭臬,若僅依醫療常規進行醫療行為則未必已盡醫療水準之注意義務。

簡言之,法院將醫生應盡的注意義務拉高,形同降低原告病方的舉證門檻,放寬啟動舉證責任轉換的條件,增加被告醫方舉證負擔。

 

筆者想想

由於證據偏在、專業知識掌握程度不對等,侵權行為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由醫師負責似無不當;然而將發動舉證責任轉換的條件放寬,也是為了提升總體醫療水準,使醫生不僅僅是消極依據醫療常規為醫療行為,更要輔以醫療知識、患者狀況、風險綜合考量,為患者做出最適切的醫療判斷,如此初衷似乎也無不當,然而此見解為首次被最高法院所採,是否會成為穩定見解仍待觀望,本案判決再發回高等法院後的審理也值得我們一並注意。

只是,另外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樣的見解會不會帶來寒蟬效應,造成醫師為了避免醫糾而對患者施以各種無謂的醫療性檢查,只為證明其已盡注意義務而浪費大量醫療資源。然而在醫療人力資源長期嚴重短缺的現象下,該如何能期待醫師在不堪負荷的醫病比下能有完美不失誤的醫療品質?加上現行健保制度規定,也使醫師進行醫療行為時需要顧慮該行為被健保給付審查核刪而需自掏腰包的風險,導致在醫療行為上綁手綁腳。因此,除了討論舉證責任轉換、醫師應盡注意義務之程度合理性,各種造就現狀的政策面、現實面因素也十分值得每個都可能進醫院並享受健保制度的我們思考。

 

photo credit:Army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