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對抗威權、爭取自由的開始。它是一道台灣人民共同的傷疤,紀錄殞落的人民與歷史悲劇;它是一艘船,在舔舐傷口後,這些故事將台灣人民載往更自由民主的未來。去年幾部如《一把青》、《燦爛時光》等講述台灣歷史的戲劇,到今年火紅的解謎遊戲《返校》又再勾起了許多人對這幾十年歷史的感觸,也使非生於當代的人民更深切了解時代下的故事,而不再只是課本中的片片斷斷。而今年是二二八事件第七十週年,讓我們再一起回顧這段歷史,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理應受賠償,但若是執行公權力的公務員因而殞落,得否求償?依據為何?讓我們一起看看判決怎麼說。

依上級命令執行公務而遇害,可以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求償嗎?

故事是這樣的…………..

第一個故事:

李明仁是陸軍第二十一排獨立團特務排上士,曾經在中國湖北省對日作戰,在日本戰敗投降後隨軍隊駐防台灣。在二二八事件時,奉上級命令出營隨隊鎮暴,途中在苗栗附近落單,最終被一群暴民圍毆致死。其家屬因而向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紀念基金會)申請受難者補償金,但紀念基金會以李明仁受難並不是因為「受公權力的加害」,不符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不予補償。

第二個故事:

薛萬富是位在嘉義梅山鄉公所服務的事務員,在二二八期間某日擔任值日駐守鄉公所,遇到有暴民衝入公所搬運公物,其本於職責勸阻暴民之行為,因而得罪暴民,又暴民誤以為薛萬富與外省籍人士勾結,而且打算與國軍聯絡打擊暴民,於是暴民在36年4月4日持刀槍闖入薛萬富家裡,強行將其壓制雲林古坑鄉毒打至4月6日再殺害。家屬向紀念基金會申請受難者補償金,但紀念基金會同樣以薛萬富不是因為「受公權力加害」受難,不符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二條的規定,決定不予補償。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到底寫了什麼?爭議又在哪?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2條裡提到本條例所稱的受難者,是因二二八事件遭受到「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之人。而上面故事的爭議便在於主角們是不是真的有受到公務員或公權力的侵害呢?在法院上,受難者的家屬主張,雖然襲擊受難者的暴民不是公務員,但他們之所以會受害,也是因為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盡忠職守造成的,公務員在維護公權力時受到公權力的反射影響而受害應該也算是「受公權力侵害」,若受難者不是公務員、不需執行公權力,或許就不會受難,今日還能含飴弄孫。

法院怎麼說?

這兩個故事分別被法院做成了行政法院判決八十七年度判字第一一五八號還有行政法院判決八十七年度判字第一五○號兩個判決。判決中,法院比較贊同紀念基金會的見解,對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2條中「公務員」與「公權力」的涵攝是比較保守與狹隘的,認為該條例中所稱的受難者仍應該是「直接」受到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之人,所以因執行上級命令而受難的公務員不能以此條例申請賠償。

不過,這並不代表這些受難的公務員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不能請求賠償,只是不適用剛剛提到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而已,判決中,法院有提到,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有發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二二八事件傷亡損失撫恤救濟辦法」,受害的公務員應該以此辦法請求賠償才是。

筆者想想

不是活在大時代下的我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認識與感受往往是來自於課本的片段,或來自戲劇、書本著作、文史資料的觀賞閱讀,我們所感受到的沉痛與恐懼,肯定無法和受害者及其家屬比較,不論受害者是奉行上級命令的公務員,或受夠迂腐、獨裁統治而憤怒的人民,在時代背景下各有立場,但同樣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每人的傷口都同樣疼痛,都同樣應該被撫平。而在這之後,同樣都是台灣人的我們也要一同舔舐著傷口繼續前進,感謝殞落的先賢們帶給我們的民主自由,同時也努力維護這片土地上的民主自由並追求更好的。

photo credit:Dr. G. N. Ka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