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犯罪的競合實務上自有一套處理方式,不過對這套處理方式,經常讓考生覺得十分難懂而經常搞混,而且學說上對於實務的操作,也未必都能認同,因此本文就要對這些實務見解作一番系統性的整理,讓各位了解背後的道理是什麼,而不是靠死背。

 

基本原則:以法益侵害決定競合方式

舉個例子來說:甲想到了自己有個朋友乙在外面欠一堆錢,心想乙可能也忘了自己有欠誰多少錢了,於是甲冒用乙的名義簽了一張三千塊的借據,並且模仿乙的筆跡簽上乙的姓名,然後拿著這張借據跟乙「討債」,乙果然相信自己真的欠甲錢,於是從皮夾掏出三千塊「還給」甲,甲成立何罪?

這個沒有爭議的例子最適合拿來說明基本概念。首先,甲冒用乙的名義製作借據的行為成立偽造私文書罪(第210條),同時,甲簽上乙的姓名也成立偽造署押罪(第217條),接著,甲拿著這張假的借據跟乙「討債」,一方面是將虛偽的文書充作真正而主張,所以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第216條),另一方面,這也是在騙乙而造成乙的財產損失,所以也成立詐欺取財罪(第339條第1項)。就罪名的成立來說都沒有問題,值得討論的是,各罪間的競合關係為何?

一般的說法是,文書本身就以「名義性」為要件,換句話說,看得出權利義務歸屬的主體為何人,才稱的上是一份文書,所以,偽造文書的同時,幾乎也會一併偽造或盜用署押,因此,偽造署押罪在這種情形就無須另行論處了;再者,光是製造一份不符合真實權利義務歸屬狀態的文書,還不會真正損害公共信用的法益,要拿出來用才會,所以相對於偽造,行使顯然不法內涵更重,因此先偽造而後行使,應論以行使;最後,行使偽造文書與詐欺取財這兩罪是透過一行為觸犯的,不過保護的法益有所不同(前者是社會法益的公共信用,後者是個人法益的整體財產),兩罪沒有一罪可以不論,所以必須依照想像競合(第55條)從一重處斷

上面這套遊戲規則是不是很簡單易懂呢?照理說,這套遊戲規則應該不只有在偽造私文書的競合才適用,而是應該在所有的偽造犯罪都要一體適用,不過實務卻沒有一體適用。為什麼?因為問題出在幾個條文的法定刑輕重關係。

 

貨幣、有價證券:偽造的法定刑重於行使

在文書,由於行使的法定刑直接準用偽造的各條,所以遵循前述的法理,先偽造後行使時論以行使並不會有什麼問題;反之,在貨幣、有價證券就麻煩了,各位可以對照法條,不論是貨幣還是有價證券,立法者對於偽造的處罰都比行使要來得重,若我們遵照前述的遊戲規則,先偽造後行使論行使的話,就會形成一個不當的結果:鼓勵偽造的行為人勇於行使,畢竟偽造比行使還重,如果偽造的人不行使,將會被重判,趕快行使,還反而判得比較輕,若果真如此,必然不會是我們所樂見的,畢竟行使的法益侵害必然重於偽造,所以,實務上便指出,在貨幣及有價證券,先偽造而後行使時,依照「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的法理,應論以偽造罪。雖然實務所說的「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可能只是純粹就法定刑高低所做的決定,不見得考慮的真的是上面那些後果,不過不管實務的動機為何,純就結果來說,這樣的操作方式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當然,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還是修法學說上也有認為偽造重於行使的法律效果並不合理

 

偽造特種文書與偽造盜用公印(文):以法定刑決定論罪?

依照我們前面說的規則,偽造文書與偽造署押印文之間幾乎是必然的伴隨,所以,署押印文的偽造便不需要另外論罪,然而在偽造特種文書(第212條)與偽造盜用公印公印文(第218條)的競合(例如,先偽造的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接著蓋上偽刻的考選部的大印),實務卻指出:「偽造公印,刑法第二百十八條既有獨立處罰之規定,且較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處罰為重,則於偽造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文書同時偽造公印者,即難僅論以該條之罪而置刑法第二百十八條處刑較重之罪於不問。」(釋字第82號解釋),也就是說,這種情形應該論比較重的第218條的犯罪

這種說法恐怕是有問題的,一來,在不純正競合的關係裡,決定要論哪一條罪的依據應該是比較兩罪間的不法與罪責內涵,而非重罪一律優於輕罪,換句話說,若重罪一概要優先適用的話,那麼所有的減輕構成要件豈不是都成了贅文呢?再者,學理上也有談到,第212條的減輕理由在於犯本罪的行為人往往是求一時之便,處境較為艱難,而本條客體有很多都是公文書,加蓋公印也是常態,若此時反而要論以第218條,將徹底架空了第212條的減輕意旨。所以,學理上的看法是:在此情形依然僅論以第212條即為已足

另外,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在偽造特種文書與一般偽造署押印文罪的競合(例如偽造私校成績單後,蓋上偽刻的註冊組印章),因為偽造署押印文罪的法定刑也重於偽造特種文書罪,依照上述釋字的相同法理,也應該論以偽造署押印文罪才是。不過,由於該號釋字僅在處理偽造特種文書罪與偽造公印公印文罪的競合,而且這樣的操作在學理上也飽受批評,因此筆者認為,實在不宜將本解釋的意旨擴張至偽造特種文書罪與一般偽造署押印文罪的競合才是。

 

貨幣、有價證券之行使:包含詐欺成分?

在偽造文書,實務認為行使與詐欺間的關係是想像競合,這確實也符合我們前面所說的規則;然而到了貨幣跟有價證券,實務卻轉而認為,因為行使含有詐欺的成分,因此貨幣與有價證券的行使,將不另論詐欺罪

實務所謂的「含有詐欺性質」究竟所指為何並不清楚,以筆者的推斷,或許有兩種可能。第一種解釋是:「行使」在定義上必然是充作真正而使用,因此本身就具有欺騙的成分,不過如果是這個意思的話,這樣的說法顯然禁不起考驗,因為文書的行使同樣有充作真正的欺騙意思,為什麼在文書的行使,卻要與詐欺想像競合?因此比較合理的推斷是第二種解釋:貨幣與有證券的行使,本質上包含詐欺罪

確實,文書不具有直接的財產價值,因此,行使偽造的文書也不必然同時成立詐欺罪(例如,持偽造的醫院診斷證明向公司或學校請假),而貨幣、有價證券具有直接的財產價值,所以行使的行為確實幾乎都伴隨了詐欺罪在內。不過,這樣的說法還是有些問題,固然貨幣跟有價證券的行使幾乎都同時伴隨著詐欺罪,但這只是「經驗上的通常伴隨」,而不是「邏輯上的必然包含」,我們勢必也能想到一些案例,是只有行使偽造貨幣、有價證券,卻不成立詐欺罪的(例如,將偽鈔包入農曆新年紅包,送給親戚的小孩),所以,所謂「含有詐欺性質」並不是邏輯上的必然,以此為由不另論詐欺罪,恐怕不是充分的理由。

若要為這種說法找到合理的依據,或許第196條第2項(收受後方知偽幣而行使)是個方向,本項是個基於期待可能性的減輕規定(白話來說,收到假鈔誰會想拿去銀行作廢?當然是趕快花掉避免損失啊!),這條也幾乎會伴隨著成立詐欺罪,若此時仍然堅持行使偽造貨幣與詐欺必須想像競合,那麼從一重處斷的結果,必然是以詐欺罪的刑度處斷,如此一來,將使本罪的減輕意旨根本無從發揮。不過話又說回來,要避免這個問題,也只要在第196條第2項創設想像競合的例外即可,而不必在整個貨幣與有價證券的罪章都認為詐欺不另論。

 

綜合整理

相信經過上面的說明,各位讀者應該就比較能明瞭實務見解在偽造犯罪的競合,背後可能的理由是什麼了吧?以下,筆者將此做成一個表格讓各位參照:

 

                   行為

態樣

犯罪

類型

先偽造後行使之論罪 與詐欺罪之競合 與偽造署押印文罪
文書 行使[1] 想像競合[2] 通常情形:署押印文不另論[3]
特種文書:應論偽造盜用公印公印文罪,因該罪法定刑較重[4]
有價證券 論偽造,因偽造之法定刑較重[5] 詐欺無庸另論,因本罪包含詐欺成分[6] 署押印文不另論[7]
貨幣 論偽造,因偽造之法定刑較重[8] 詐欺無庸另論,因本罪包含詐欺成分[9] 無此問題

[1] 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564號判例:「偽造收據,原意在於行使,則行使此項偽據時,其低度之偽造行為,自應為高度之行使行為所吸收,祇應成立行使偽造文書之罪,不能再論以偽造罪,而從一重處斷。」

[2] 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696號判例:「上訴人盜取陳某之印章交與不知情之李某,蓋用於當收據用之『工資發放明細表』領款人陳某之蓋章欄內,足以生損害於陳某,應成立偽造私文書之間接正犯。上訴人進而憑該『工資發放明細表』之蓋章,以代收據,使李某發放陳某之工資,即已達於行使該文書之階段。其偽造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其盜用印章,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不另論罪。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目的,在於詐領工資,另成立詐欺罪,兩罪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注意,雖然牽連犯已經刪除,但牽連犯刪除後部分案件應想像競合,而非數罪併罰,本例即是。

[3] 最高法院28年7月4日決議:「盜用印文偽造文書,其盜用印文吸收於偽造文書之內,不另論罪。」

[4] 釋字第82號解釋:「偽造公印,刑法第二百十八條既有獨立處罰之規定,且較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處罰為重,則於偽造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文書同時偽造公印者,即難僅論以該條之罪而置刑法第二百十八條處刑較重之罪於不問。本院院解字第三零二零號第三項解釋於立法本旨並無違背,尚無變更之必要。」

[5] 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232號判例:「有價證券之偽造與行使,本屬兩事,偽造而又行使,其低度之行使行為固為高度之偽造行為所吸收,如不能證明有偽造行為,縱係由其行使,亦不能遽按刑法第201條第1項論科。」

[6] 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918號判例:「(一) 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詐取財物,其取得財物行為,原已包含於該行使偽券行為之內,並不另成詐欺罪名,殊無適用刑法第55條之餘地。」

[7]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4595號判決:「…但依其所訴事實如果成立犯罪時,偽造印章、印文之部分行為,應為偽造有價證券所吸收,不另論罪…」

[8] 最高法院 24 年度總會決議(三九):「本院判例,偽造貨幣而行使者,其偽造行為為行使行為所吸收,新刑法偽造罪較行使罪更重,因而偽造貨幣而復行使者,仍採吸收說,但行使行為吸收於偽造行為中。」

[9] 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410號判例:「刑法上所謂犯罪行為之吸收關係,係指其低度行為為高度行為所吸收 (例如由收受偽造紙幣器械原料而偽造紙幣,其收受偽造紙幣器械原料之低度行為,為偽造紙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或某種犯罪行為之性質或結果當然含有他罪之成分,自亦當然吸收者而言 (例如行使偽造之紙幣購買物品,既曰行使,當然冒充真幣,則性質上含有詐欺之成分,已為行使偽造紙幣所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