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刑判決」通常只會在法條或是教科書裡看到,實務上相當的罕見稀少,也不常見辯護律師會以之作為辯護的策略。然而實際上對法院而言,仍然會將免刑判決納入裁量的範圍,在有罪判決中排列於緩刑之後,以貼近於實際個案的需求。因此,在適當的個案中,辯護律師不妨也將免刑判決列入可能的辯護方向,使法院有能夠發揮的空間。只不過,免刑判決實在甚少在實務上出現,關於免刑的標準與要件並沒有一個具體可以參考的依據,筆者意外發現到高本院的一則免刑判決,喜出望外,特別將此判決所提出的判斷標準以及實際的個案,稍作整理,以期能對實務的發展有所幫助。

就讓我們來看看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411號判決

 

事實摘要

被告李男於民國105年1月間,與性服務工作者告訴人李女從事性交易,事後2人不僅進一步交往,並且論及婚嫁。李男表示願意給付李女生活費用,希望李女不再以性服務工 作賺錢,李女也應允之。然而,雖然李男除幫忙繳交信用卡費新台幣2萬2,000元、 採買年貨費用5萬餘元、給付過年紅包5萬元外,並按月給付生活費1萬元,但因為李男所給 付的款項,李女仍認為不足以因應她的家庭生活所需,遂返回原私娼寮,重操舊業。李男得 知後對此大為不滿,一日在喝酒澆愁後,隨即前往該私娼寮,本欲勸退李女,不料,李男抵達該處後,便看見李女搔首弄姿地候客賣春,深覺感情遭到背叛,悲憤難抑,於衝動下打了李女一耳光,並強拉李女離開私娼寮,雙方相互拉扯後,李女因而受有臉部左側顴骨挫傷、 左手有約3公分、4公分的撕裂傷害。

 

 

爭點:被告李男是否有量處刑罰的必要?

1. 法院得否於法定刑的範圍外,再做刑度的酌減?

刑法是以維護和平與法益保護等為其追求的目標,國家制定刑罰規範的目的, 就是因為反社會的行為需要被處,如果一個有責的行為被確定,基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本就應予以處罰;而有鑑於古代人類社會的刑罰,多不由法定,法官得以自由科刑,以致發生危害社會等流弊,近世各憲政民主國家大都採取法定刑制度。如今,如何在法定刑之外,再度賦予法官自由裁量之權?

從法理觀之,行為人犯罪而有惡性者,科以法定之刑可矣;但如犯罪而無惡性者,其情節不一,科以法定之刑,或過於嚴苛,或有違一般的人情事理,遂賦予法官於個案中得為裁量、衡平的權限。「衡平」的思維,在於要求審判者 (甚至是所有的執法者)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僅停留在抽象的原則或形式的公平,而 必須在個案適用法律的時候,留意有無特殊的情況需要考量,而做相對應的調整,才是真正 的公平。因為真正的公平,在於「相同(類似)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 理」,司法正義的實踐,在於面對個案中活生生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人生的甘苦、悲歡 離合,執法者自應正視具體個案的獨特性,整理、區辨個案事實與其他案件事實(或判決先 例)的異同,以更細膩、具體、合理的方式實踐正義,而不應拘泥於抽象的原則或法原則的 抽象演繹,也不該陷入抽象的形式主義或概念法學。

2.刑法第59條第61條應如何適用?標準為何?

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 「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 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一般而言,可以認定該當「情堪憫恕」者,是指犯罪另 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而有其適用。

在適用情堪憫恕條款後,什麼情況下仍得依刑法第61條對行為人免除 其刑?由條文內容可知,行為人無論違犯何罪,如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者,法官即得依第59 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但行為人如違犯特定的輕罪,而其犯罪情節輕微,又顯可憫恕,法官 雖依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仍有過重之嫌者,法官才得享有免除其刑的裁量權。而更具體的操作標準,斟酌前述立法意旨,應認為至少下列情況即有考慮適用的餘地:

  1. 如果該 犯罪行為已經給予行為人帶來受到如同與刑罰相似的嚴重後果(如酒後駕車造成自己受有重 傷;或因為自己養育、照顧的過失行為,失去了近親屬),以致於再科處其刑罰,不僅失去 刑罰的目的,而且明顯不適當;
  2. 如果行為人致力於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對其行為所生危 害全部或大部分予以補償,或是為補償而曾作出真誠的努力
  3. 「法」既然不再是專制威 權時的「主權者命令」,而是人們的「共同生活規則」,是解決人際衝突的公平合理規則, 自然應「法不外人情」,則在輕微不法或較小罪責的情況下,由於該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在具體情況下遠遠低於「通常的程度」,甚至是彰顯、傳達某些利益或價值,依照一般的 人情事理,顯可憫恕,也就是以刑罰去回應其所犯的錯誤並不適當時,因為刑事程序的進行 與形式上的有罪判決,已表明國家對該犯罪行為的非難─即使刑罰被免除,行為人畢竟被認 定「做了違法犯紀的事」─卻因為特殊的原因,缺乏對破壞法秩序的行為人進行制裁的必要 性。

1.本件被告李男是否有量處刑罰的必要?

原審未具體衡酌李男明知李女是性服務工作者,但在認識她之後,一心關心、 呵護、疼愛李女,並給予李女信用卡費、採買年貨費用、過年紅包、生活費等共計10餘萬元 的費用,甚至雙方一度論及結婚之事,並且是在自覺情感遭到背叛、錢財被騙,意欲阻止李 女在該私娼寮工作,才徒手掌摑李女、強拉她的左手,意欲將她拉離私娼寮,則依照一般的 人情事理,李男所為犯行的罪責輕微、可責難性甚低,應引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或第61條第1款前段【免除其刑】等規定,為有利於李男的處遇。

本案評釋

1.法不外人情的具體實現:

各類刑事案件中,並非所有的被告都有被懲罰的必要。而這不免 要去探究「懲罰」的本質,「懲罰」除了有應報理論、預防理論等法理基礎外,最主要的還 是為了要根絕行為人心裡對於法敵對的意志狀態(惡性)。也就是說,刑事案件的發生如果 是源於行為人心裡的「惡性」,而為矯正此惡性,刑法即須以「懲罰」的方式,使行為人思 考、反省。反之,當行為人所為的行為並非出自於惡性,雖此時客觀上的犯罪結果仍具備可非難性,但行為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甚微時,即便再輕微的懲罰,也毫無意義。本案李男明 顯是出於對李女的愛與關心,方才打李女一耳光,不僅不是出自於李男惡性的傷害行為,且 所鑿成的法益侵害也相當輕微,自然失去了動用刑罰的必要。由此可知,法律雖是冰冷的文 字,但當執法者幫它穿上人性的外衣後,也可以很溫暖。

2.公平正義並沒有絕對的標準:

司法所維護的公平正義並非只偏倒於某一方,更絕對不是僅僅維護「被害人」的公平正義,而是應該從實際個案中的兩造所享有權利,綜合所有社會時 空背景,全面的加以判斷衡量,從中找到最佳的平衡點。此外,判決所著重的,乃是與社會對話,藉以傳達法治思想及目的,並追求不盲從於多數民意的合理性,進而形塑出憲法所指 的公平正義。本件李男的行為雖具可非難性,但綜合審酌個案事實、行為人犯案動機、兩造家庭及經濟狀況、其他制度的保障、訴訟資源運用的合理性及刑罰的必要性,方才判決免 刑,也才合乎公平正義實質上的內涵。

3.結論:

免刑判決於形式審判實務上實在不多,能提出判斷標準的更是少數。筆者以為,本 件判決不僅提出免刑的立法依據、刑法第59條及第61條適用的標準,更從個案事實出發,綜 合所有情況,確實達到罪刑相當的要求,更具體實現個案公平正義,殊值參考